2016年3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会议上的发言
郭于华：改革升挡的难点/人民在哪里
大概因为我一直做农民和农民工的研究，所以领到了这个题目。今天讨论的主题还是围绕着改革的难点、热点，或者说困境，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。题目道出了中国和西方的问题，西方国家是不是有雾霾？是不是很乱？以及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社会问题？我想这有西方的政府、政治家、学者和他们的人民操心，所以我不怎么操心西方是不是乱，我的关注点还是在中国，而且在中国的大多数普通人，或者说社会下层人民。
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：
第一，探讨一下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改革。什么是改革已经成了一个问题，也有人说改革已经死了，全民在改革问题上完全没有共识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，改革意味着社会的结构性变革，是改变制度的社会转型的过程，这是从学术角度的理解。并非政策一有变化调整就是改革：朝三暮四不是改革，换汤不换药不是改革，新瓶装老酒也不是改革，回到改革前，更不是改革。
我们用这一观点来看，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，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开始的，即从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，而且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。这一社会转型过程，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，这一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进行了将近十年就停滞了，不但停滞，而且出现了倒退的趋势。邓小平的南巡仅仅在经济领域保住了改革的成果，不要被左的东西再领回去。这只是保住，并没有推进的意义，“姓资姓社，只做不说”，“打左灯向右转”，“搁置争论”，而这样做的结果，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日渐坐大，快速膨胀起来，垄断和攫取了大部分资源和巨额财富，致使中国形成完全失衡的社会结构，比如社会流动停滞，社会结构固化，社会矛盾加剧，社会冲突频发，一系列的社会现象都与改革，或者说这一转型过程有关，与结构性的失衡有关。今天大家在说，“改革进入了深水区”，深水区如何理解？不仅是经济层面，还有政治层面，社会层而，文化层面的，进入一个全方位的困难时期。根据常识性的理解，深水区意味着，能改的都改了，剩下都是改不动的，改不动的是什么？是制度，这个制度是改不动。简单说就是权力没有受到限制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。这个权力不受制约，没有制衡，特殊利益集团掌握权力和资本，形成这种权贵体制，这实际上是真正意义的困境，是深水区。
第二，我想说一下关于人民的问题，改革关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或者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制度的好坏直接相关。虽然有些人说，普通民众不关心体制问题，不关心姓资姓社的问题，只要日子好过，日子有盼头就可以了；宪政民主自由，是学者关心的事。实际上，普通人的生活好不好，是不是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、有尊严的生活，与制度是直接相关的。大家会讨论改革的成本收益问题，代价与好处的问题，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，不仅要看成本收益，更要关注“谁”的问题：谁从改革中获益，谁获益最多，而且每次改变都获益；谁承担最大的代价而没有获得多少好处，而每一次变化都是他们在承担代价。有一些民众谈改革色变，一说改革，就担心又要从我这里拿走什么。比如说企业改制，对应的是工人大规模失业下岗，再就业困难，生活陷入困境；城市化进程，对应的是农民工流动，进城打工；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开发，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。你会清楚地看到获益的是谁，受损的是哪些人，而且每次受损的是大多数普通人；你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位置上，因为什么而受损。
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方针决策，或者说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或倡导的东西，是需要加以反思的。比如说“发展是硬道理”，一切要保证发展，一切要给发展让路，是最硬的道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，它硬得过一切吗？发展是谁的发展？什么是发展？以环境资源破坏为代价的GDP增长是发展吗？使人民遭受苦难的开发是发展吗？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。再比如“稳定是压倒一切的”，为什么稳定要压倒一切？维稳是目标还是手段？它能压倒人民的福祉吗？它能压倒人的自由、人的尊严、人的幸福吗？这些貌似合理的口号其实都是欠考虑的。
我们以农民工为例，今天已经有超2.6亿的农村人到城里打工，相当多的长年累月一家人不能在一起生活，父母子女、夫妻一年难得见上一面，导致农村的留守儿童、留守妇女、留守老人问题，这样一种生存状况在很多国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，这怎么可能持续下去呢？而我们的这样一种拆分型的农民工再生产体制就是持续了，而且持续了差不多30年，两代人，现在快三代了。在强调“发展是硬道理”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时候，我们心目中是没有人的，若真能“以人为本”，就不应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，就不应该以高压维稳的方式压倒一切，不能压倒人的生存、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的尊严。
从“以人为本”的角度出发，看中国的改革进程，我们会看到一个悖论，我称之为撕裂的改革：中国如同一个巨人，一条腿大踏步向前，迈入市场经济，而另一条腿不动，甚至还向后扯，扯后腿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不了，意识形态也不改变，保持原来的总体性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，其结果大家可想而知。这样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，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，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行，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依旧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，我们用什么来概括？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后总体性社会，也有人认为是威权时代。实际上不那么简单，我更愿意从新总体性权力的角度去探讨这样的现象。许多人说“民主自由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当饭吃”，但我们知道，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，还真就没饭吃，这是中国人民付出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换来的常识常理。
第三，我们怎么走出这样的困境？谁先走出雾霾？我们不说谁先，就说中国走不走得出这样的困境，怎样走出这样的困境。中国是无路可走吗？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吗？是不知道怎么办吗？是不是还要继续在河里摸30年石头？其实不是，我认为非不能也，不为也。改革有时不一定非要做什么，有时候可以从不做什么开始，不做的意思就是你放手，放开，至少先改变那样一种高压维稳的思维方式：放松紧绷的神经——改变阶级斗争思路，那根弦都快绷断了；放开紧握的拳头——不要把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都视作敌人，你先放松，放手，你先不要去做，其实可以从这开始走上改革之路，社会转型的路途可以开始走，哪怕走得慢，哪怕走走停停，哪怕步子迈得很小，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先走起来。
这个开端难在权力过于庞大，过于集中，而且不受任何限制，上下没有制衡，左右没有监督，人民监督也是虚设。权力要受到限制，同时权力要承担责任。一方面权力不能过度膨胀，不能哪都伸手；另一方面该你管的事，你必须要管，要管好。今天我们从很多社会矛盾、社会冲突中看到，这个权力太庞大了，哪都插手，可以进入到私人生活领域；而该他管的事一件都管不好，该他承担的责任都无人承担。这样就造成掌握权力的人，既不受限制，又不担责任，如此谁不想把权力永远握在手中。所谓的自我监督，自我限权，自我反腐，既打老虎，又打苍蝇，……都难以奏效。比如，开会茶歇不许有水果，不许有工作午餐，住宾馆不得使用高档洗漱用品，……文件都已经规定到这么具体详细的程度，还是管不住腐败。道理很简单，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，当你的左手想去偷窃、想去攫取的时候，右手是不可能按住左手的。
人们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，而顶层其实没有什么动力，真正要推动社会的进步，要靠公民。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主张，我们着眼于公民的成长和社会的发育，在生长过程中形成推动变革的力量。当然这方面的困境非常之大，原因也不用多说了。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成功，意味着一个比较均衡，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，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，宪政民主政治，自治公民社会，这几者都有了，我们的社会就有希望了。